當有了因不明所以而令人極度不安的<凱文怎麼了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直指人的天生惡性沒來由的打娘胎出世，長成無差別的毀滅，<晚安媽咪>是後繼傑出的從孩童出發的心理驚悚。
事實上，以孩童為主角的驚悚片所在多有，但就只是「以孩童為主角」的驚悚而已，其恐怖在於「原來孩童並非如此天真」，但是把「孩童」置換成其他角色，也就是戲劇性的基本架構（原來警察並非如此正義、原來婚姻並非如此神聖…），是挑戰所有一廂情願、理所當然後的不可置信。
然而以往處理孩童驚悚的手法也多專注於如其他角色如何可怕的表現形式上：這些「孩童」做了哪樣有悖常理的事件。只不過孩童為惡帶來的反差更勝成人，於是不論文學、電影如何企圖挑戰其象徵的純潔天真，人們還是不願輕易動搖人性本善的基本信念。
或許，正是因為眾多文本過於著墨惡性之惡，而非惡性之因，是以徒然驚悚而未能揭露人性可能。
私以為，講述孩童惡性之因最為傑出、甚至無出其右的文本是威廉·高丁Sir William Gerald Golding發表於1954年的寓言體小說《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因空難而流落荒島的一群孩子為求生存逐步誘發出天生惡性。在艱困的環境中，沒有道德存在，只剩活下去的基本欲求，無法以常理苛責那樣的殘酷，殘酷卻那麼真實。
<晚安媽咪>也是這樣的。
全片充斥二元表徵：雙胞胎主角、鏡射影像（落地窗、浴室鏡面、湖水）、大自然與人工、從光亮處走向黑暗…除了埋下雙胞胎相互依賴、缺一不可的情結外，也帶出善良與邪惡的雙生性。
影片前半鋪陳一種分割的詭譎感：雙胞胎嬉戲間，不時少了一人蹤影，若非Elias呼喊Lukas的名字，觀眾根本無從分辨是誰在找誰（尋找對方或是尋找自己？）。動了臉部手術的母親，賭氣似的只和Elias說話、為他做早餐，「漠視」另一個孩子的「存在」刻意拆散情感關連。
全片醞釀的不平衡在兩個事件達到高潮：其一，母親和Elias玩遊戲時，怎麼也猜不出「我是誰」（額上貼著「MAMA」的字條），而這個「猜猜我是誰」的遊戲正試圖為三人重新定義彼此的關係，可惜以失敗收場，同時表達著「我是善或惡，亦無從定義」。其二，Elias大嚷「妳不是我媽媽」不僅受掌摑，還被厲聲喝令說10次「妳是我媽媽」，雙方衝突（雙胞胎同一方對抗母親）升至高點，但重播手機錄下的衝突現場，母親喝令Elias複誦10次的卻是要他「不再跟哥哥Lukas說話」，揭露真正的導火線是三方的衝突（拆離雙胞胎成為對立的狀態）。
因此，雙胞胎更加認為眼前的母親並非真正的母親而密謀反攻，觀眾也失去判斷的依準，不知該相信哪方，對近似弒母的情節感到不安，卻又微微同情雙胞胎對（真正）母愛的渴望，無處置放、極為矛盾的同理心，正是導演/編劇成功之處。
隨著片尾兩個孩子祭出最激烈手段，逼母親說出了事實，對觀眾而言真相大白懸念獲解，孩子們也達到了目的：與「真正」的媽媽重逢。然而這個情緒的平衡卻是停在不安之處，變形、殘缺的圓滿。
Elias、Lukas為何為惡？只因他們求一個「真」，只屬於他們世界而不屬於他人的真，而能天真的殘酷。所謂惡性，或也像這樣「只不過」擁抱一個扭曲的信念，只是這「只不過」說起來太輕，爭議卻何其沈重。
我們不會知道凱文怎麼了，因為它並沒有揭示扭曲的信念，也正因為沒有信念而如此震撼；但在<晚安媽咪>裡陳述了一種可能：「惡的合理性」，影片輕輕下刀，但爭議力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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